再比如招生，只给大学5%的招生权，自己控制95%！北大、清华招生，自己不能做主吗？规定他们对5%的学生，“分数线可以下滑30分”。这要你教育部管吗？哈佛大学招生招什么人，要谁不要谁，完全是它自己的事，你国家管不着。还要规定“下滑30分”——31分都不行？太可笑了。说到底，教育部要放权，照老子讲的“无为而治”。否则，中国的教育没有希望。
其次，要实行“教育家治校”，不能按照学术威望的高低来选拔校长，一定要选拔那些懂教育、热爱教育、愿意献身教育的职业教育家来做校长。现在大学办得不好，校长要负一部分责任，虽然他们很辛苦。我就公开提出来，教授治学，校长治校，要由治学的人来选拔治校的人，要将选拔校长的权力由党的组织部门转交给大学的教授们，他们才懂得选什么样的校长。学术声誉并不是与领导能力划等号的，专门学问家与教育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行当。同时，不能把校长当成一个官员，不能给他规定任期，规定行政级别。只要他干得好，教授们接受他，他就可以长期干下去。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”，他招收的学生四年才能毕业，时间短了，怎么能检验他培养的学生好不好？我统计了美国著名大学的校长，干得好一般是都在20年左右，哈佛校长艾略特干了40年。耶鲁大学的校长列文——耶鲁本来与我们武大结成姊妹学校，他干了13年，是干得最好的。列文13年来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，没有教过一节课，他就专心致志地当校长。
要做一个职业校长，当完全的、整个的校长，而不能当陶行知先生所说的“命分式的校长”，所谓“命分式的校长”就是一个人有了妻子，还想着情人。现在我们绝大部分校长，又要当校长，又要参加人大、政协，又要出国开会……还要带研究生——这就造成了不公平竞争：你校长带研究生，申请基金、申请成果，别的教授当然抢不过你！当了校长，就不得再从事具体的教学科研工作。我个人认为，校长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热爱、值得献身的事业，小者影响千万人的学业，大者影响国家民族的命运。杰出的大学校长常常是历史转型期时的民族精神的导师。中华民族正处在一个历史转型期，当前正应该涌现出民族精神导师式的大学校长！
第三点，我认为应该大力整肃学风。虽然不能搞运动，但是要广泛宣传和检查，要花大力气。这已经是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”，治乱世必用重典，不矫枉过正是纠正不了的。 “鱼”“渔”和“渔场”
记者：你在武汉大学校长被免职之后，去搞民办学校，是怎么考虑的？
刘道玉：我这个人是理想主义者，我能做成一些事，是理想主义；我的某些失败，也是理想主义。现实主义者对现成的东西是维护的，追求眼前利益。理想主义者对现实往往是不满意的，他总想变，追求完美，追求终极的关怀、终极的价值目标。我觉得一个校长就应该是理想主义者，他播下理想主义的种子，才能够培养有理想的学生，才能够从有理想的学生中收获精英。
但是理想主义者往往又是失败者。因为要实现理想就必然要改革，必然跟现实的利益、与既定的体制发生冲突。我当时想办民办大学，没有办成，因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对民办大学控制得非常严格，国家有个“社会力量办学条例”，对民办大学要求“严加控制”——上面要“严加控制”，下面就是“一律禁止”。我到珠海、到深圳、到海南……去尝试，都没有搞成，上面不批准，特别我又是个有些人眼中“敏感”的人。后来没办法，去办民办中小学。我的想法也很天真：我是搞“创造教育”的，实行“创造教育”需要从幼儿开始，趁思维还没有定型，就要培养创造性。这所学校办了六年，确实还积累了很多经验，发表了很多文章，我还写了一本书《爱的学校》，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，获得了武汉市教育成果一等奖。那本书，就是我办民办中小学的一个记录，包括教育理念、方针、方法、校训、学风……都是我自己设计的，我设计了一个在中小学实施创造教育的“一主二辅三结合”模式，很成功，但是后来这所学校因为资金不足垮掉了，教育改革也不得不被迫终止。
当时我以为民办大学有完全的独立自主权，可以实现我的办学理念，其实这种理想主义是根本不可能在当前中国实现的，私立学校的空间很小很小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时全国出现“私立中小学热”，现在垮了80%。为什么垮？大部分是政府和公立学校打压的结果。本来武汉市的私立学校办得很好，但是政府要重点中学搞“一校两制”，要他们打着自己的“公立重点学校”招牌办一个民办中学，搞高额收费。中国的市民还是信公不信私，所以几年之内，武汉市乃至全国，真正的民办私立学校很多都垮了。
民办大学境况当时相对来说稍微好一点，但也很艰难。现在呢，上面出了新招：出现了所谓“独立学院”——这就是公立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的“私生子”：民间企业家出钱投资，重点大学出招牌，迎合群众上好大学的心态。这实际上就是重点大学在变相地卖文凭！真正独立的民办大学呢，空间就又被打压—— 他们总是打压！
与国外联合办学，卡得非常严，得教育部批准，外资轻易进不来。依我看，50年内，甚至100年内，像美国那样创建一批著名的私立大学，是不可能的。
记者：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比较中美教育，现在人们常说“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”(给人知识，不如给人获得知识的技能)，这句话的思路，对于将中国目前灌输知识的教育方式转到培养素质，是有用的。但我认为，美国教育更重要的一个特点是，给学生以“渔场”——提供让他们自己在“捕鱼”的实践中，锻炼提高技能的广阔空间。用这个思路来看中国现在教育的问题，根本弊病就是当局对资源的高度垄断，限制民间资金和外来资金，致使“渔场”无法扩大。不知你怎么看？
刘道玉：有道理。你这个“鱼”、“渔”和“渔场”的比喻，确实很形象地点明了中国教育问题之所在。像我吧，对教育可以说非常锺情，但我如果没有“渔场”我能干什么呢？一个热爱教育的人，没有了学校、没有了学生，就什么事也做不成。“渔场”被他们牢牢地把持在手里啊！柏拉图，罗素，杜威，他们有了自己的教学理念，就能自己办学，中国早期的教育家，也能办实验学校。
可是现在中国一切都要教育部大一统！有的民间教育家像南洋集团董事长任靖玺，我还当过他的一段顾问呢，参观过他的民办南洋学校，他是晋商的代表，很有头脑，培养学生很有自己的想法，但是碰到由教育部统管的体制，他培养的学生就是素质再高，过不了升学率这一关，家长要看升学率，学生也要看升学率……
记者：他在2004年无偿地捐出自己的所有股份，退出了，写了个小册子，愤怒地抨击教育部的利益集团压制民办教育。
刘道玉：最后他无法做下去——就像北宋的宋江一样，你不被招安，就没法生存；受了招安，就得接受他们那一套。我当年办学也是这样啊！所以现在我不办了，我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太好。我现在就是思考问题，写文章，参加讨论，传播我的教育理念。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探讨：中国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？对中华民族有什么危害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还有最重要的问题：怎样救教育？怎样救中国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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